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是在麴文泰的盛情邀请之下，改变西行的行程来到高昌国的。麴文泰本想留玄奘常住高昌为国师，被玄奘婉拒之后，麴文泰又要与玄奘结为兄弟。玄奘被迫同意留住高昌讲经一月，并答应取经归来时，留在高昌宣扬佛法三年之后，麴文泰才派人护送玄奘西行，并给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专门写了信函，请他给玄奘提供沿途的帮助。

麴文泰在信中说：“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统叶护可汗找到一位曾经在长安待过数年，通解汉语的青年，携带他给沿途各国的国书以及法服一袭，绢五十匹，护送玄奘到达迦毕试国。玄奘出发时，统叶护可汗还与群臣送出十余里。如果没有西域当时的实际统治者统叶护可汗，给沿途打招呼并派卫队护送，玄奘是很难顺利到达印度的。

文献记载，统叶护可汗在收到玄奘带来的麴文泰写给他的信函之后，授予了麴文泰“颉利发”的称号。实际上，麴文泰还是统叶护可汗的大舅哥，因为他的妹妹曾经和亲嫁给了统叶护可汗。联系这件事，我认为麴文泰很可能是在收到“颉利发”这一称号之后，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这一推测从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能得到一些旁证。

因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沿途经过的焉耆、库车等国使用货币的情况，都有专门的记述。如记载：“（库车）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但是唯独对高昌国的货币不见记载。考虑到玄奘当年曾经在高昌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很可能是在玄奘离开高昌以后铸造的。即铸造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玄奘离开高昌的贞观二年（628），下限更不可能晚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也就是说，高昌吉利钱币应该铸造于唐贞观二年到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28年至640年的12年间。这一推断与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葬中，和高昌吉利同时出土的墓志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也是一致的。铸造地点应该就在高昌当地，不可能像有的人认为的是铸于中原内地。

高昌吉利钱币虽然是麴文泰被授予“颉利发”这一称号之后铸造的。但是，联系高昌国的历史，我们发现麴文泰铸造高昌吉利钱，并不完全是为了纪念统叶护授予他“颉利发”这一称号，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权，这属于他推行的“延寿改制”政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