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吉学院学报》
2004年,在雅典残疾人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聋哑女邰丽华领舞的《千手观音》惊动世人,2005年邰丽华的《千手观音》走上央视春晚,那美妙的生命旋律不仅在艺术效果层面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而且在文化意象层面激发万千观众在审美心理上认同美善的价值取向,从而连接起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救助弱者关心弱势群体的“观音”形象,进而在学术研究层面追思“观音故里”在不在?并在“虚构存在”的“观音故里”之争问题上以正确的逻辑路径追寻合理的文化解释。
一、概念缘起:古老传说的理想追求
“观音故里”也是昌吉市曾经使用的宣传名片之一:“宜居之城、休闲之都、名吃之乡、花儿之地、观音故里”。提到“观音故里”,自然要讲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西域有一劫国,地理位置大致位于今天的昌吉市,国王妙庄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妙玉,二女儿名叫妙音,三女儿名叫妙善,妙善修行后成为传说中的“观音菩萨”。在昌吉打造观音故里的同时,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也抢先打造观音故里,三地“观音故里”之争,可谓:各执己见,各有论据。
马克思早就指出:“我们不是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变为世间问题。”[1]黑格尔也主张:“只有在认识到神在本质上纯粹是精神性的,无形的和自然界对立的情况下,精神才能完全从感性事物和自然状态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有限存在中解脱出来。”[2]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真实性来看,故里是现实人物的出生居住地,然而观音菩萨是虚构的佛教人物,他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只是一个艺术形象而已,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妙善传说也缺少考古实证,说她修行后成为“观音菩萨”,更是无中生有,脱离现实。显而易见,“观音故里”在历史真实性上是虚无飘渺的,费尽心思考证不仅徒劳,反而误导人们的科学认知。
但又不能简单地以历史真实来否定人们在美学上的审美期待和在文化上的理想追求。神话不以真实为目的,神话的价值要看它所讲的事情是否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感觉。因此,观音菩萨在文化上穿越古今似花非花的真幻之美值得分析。
从观音文化的传承演变和传播途径来看,与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相比,昌吉作为文化上的“观音故里”,无可厚非。昌吉所处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的优势,在“观音故里”之争上拥有更多的学术依据。
二、意象根基:佛光璀璨的文化西域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立象尽意,由象而意,由直观到抽象,进而到达理性认识。著名美学家陈望衡认为:“意象”之本为象,“象”既是立象之本,也是美之本,无象则无美。[3]“观音故里”生成中的“意象”自然根植于广阔厚重的西域文化土壤。
(一)佛教遗存的大量实证
梁启超在《饮冰室专集》之《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篇提出:“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4]关于佛教东渐的观点,近代以来,学术界通过多方面考证基本取得了共识。先是汤用彤1938年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述,其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作了更详尽的考证,为现今学术界所普遍采信。
佛教起源于印度,菩萨是佛教中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人物。印度有八大菩萨之说,观音的故事流传很广,汉魏时代传入中国,是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一位菩萨。学者李利安认为:“在汉魏西晋时期观音救难信仰的最初输入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印度的观音信仰的各种成分在这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并在社会各阶层获得广泛的传播。”[5]著名博导彭树智先生认为,观音信仰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学、建筑、音乐、绘画、雕塑、书法、民俗、伦理、社会生活乃至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等均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不但是一种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历史遗产,也是当今依然十分盛行的社会文化现象。[6]
在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佛教东渐的重要通道,西域诸国自然首当其冲接纳佛教文化,这在今天的新疆可找到大量的文化遗存和考古实证。
查阅清代《汉西域图考》可知,在汉代,劫国与车师前国并存。车师前国都城就是今天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遗址,交河故城主道北端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面积约为9万平方米,以它为中心构成北部寺院区。城北还建有一组壮观的塔群,是安葬历代高僧的塔林。大致相同时期,天山以南至昆仑山之间还有楼兰国(后改名为鄯善国),以及于阗国、龟兹国等,这些西域古国的遗址上琳琅满目的寺院、塑像、壁画、塔林、洞窟,尽染佛教文化。劫国与车师前国应属于同一文化圈,乃至天山南北西域诸国也同属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大文化圈。从交河故城浓重的佛教文化遗存推知,与车师前国同时代的劫国,换句话说从历史上的车师国分裂出来的劫国也一定布满香音佛韵,因此,被神化或者说是被佛化的妙善传说有其文化根基或称文化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