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雅典残疾人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聋哑女邰丽华领舞的《千手观音》惊动世人，2005年邰丽华的《千手观音》走上央视春晚，那美妙的生命旋律不仅在艺术效果层面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而且在文化意象层面激发万千观众在审美心理上认同美善的价值取向，从而连接起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救助弱者关心弱势群体的“观音”形象，进而在学术研究层面追思“观音故里”在不在？并在“虚构存在”的“观音故里”之争问题上以正确的逻辑路径追寻合理的文化解释。 一、概念缘起：古老传说的理想追求 “观音故里”也是昌吉市曾经使用的宣传名片之一：“宜居之城、休闲之都、名吃之乡、花儿之地、观音故里”。提到“观音故里”，自然要讲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西域有一劫国，地理位置大致位于今天的昌吉市，国王妙庄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妙玉，二女儿名叫妙音，三女儿名叫妙善，妙善修行后成为传说中的“观音菩萨”。在昌吉打造观音故里的同时，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也抢先打造观音故里，三地“观音故里”之争，可谓：各执己见，各有论据。 马克思早就指出：“我们不是把世间问题变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变为世间问题。”［1］黑格尔也主张：“只有在认识到神在本质上纯粹是精神性的，无形的和自然界对立的情况下，精神才能完全从感性事物和自然状态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有限存在中解脱出来。”［2］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真实性来看，故里是现实人物的出生居住地，然而观音菩萨是虚构的佛教人物，他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只是一个艺术形象而已，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妙善传说也缺少考古实证，说她修行后成为“观音菩萨”，更是无中生有，脱离现实。显而易见，“观音故里”在历史真实性上是虚无飘渺的，费尽心思考证不仅徒劳，反而误导人们的科学认知。 但又不能简单地以历史真实来否定人们在美学上的审美期待和在文化上的理想追求。神话不以真实为目的，神话的价值要看它所讲的事情是否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感觉。因此，观音菩萨在文化上穿越古今似花非花的真幻之美值得分析。 从观音文化的传承演变和传播途径来看，与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相比，昌吉作为文化上的“观音故里”，无可厚非。昌吉所处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的优势，在“观音故里”之争上拥有更多的学术依据。 二、意象根基：佛光璀璨的文化西域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立象尽意，由象而意，由直观到抽象，进而到达理性认识。著名美学家陈望衡认为：“意象”之本为象，“象”既是立象之本，也是美之本，无象则无美。［3］“观音故里”生成中的“意象”自然根植于广阔厚重的西域文化土壤。 （一）佛教遗存的大量实证 梁启超在《饮冰室专集》之《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篇提出：“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4］关于佛教东渐的观点，近代以来，学术界通过多方面考证基本取得了共识。先是汤用彤1938年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述，其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作了更详尽的考证，为现今学术界所普遍采信。 佛教起源于印度，菩萨是佛教中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人物。印度有八大菩萨之说，观音的故事流传很广，汉魏时代传入中国，是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一位菩萨。学者李利安认为：“在汉魏西晋时期观音救难信仰的最初输入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印度的观音信仰的各种成分在这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并在社会各阶层获得广泛的传播。”［5］著名博导彭树智先生认为，观音信仰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文学、建筑、音乐、绘画、雕塑、书法、民俗、伦理、社会生活乃至思维方式、民族精神等均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不但是一种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历史遗产，也是当今依然十分盛行的社会文化现象。［6］ 在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佛教东渐的重要通道，西域诸国自然首当其冲接纳佛教文化，这在今天的新疆可找到大量的文化遗存和考古实证。 查阅清代《汉西域图考》可知，在汉代，劫国与车师前国并存。车师前国都城就是今天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遗址，交河故城主道北端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面积约为9万平方米，以它为中心构成北部寺院区。城北还建有一组壮观的塔群，是安葬历代高僧的塔林。大致相同时期，天山以南至昆仑山之间还有楼兰国（后改名为鄯善国），以及于阗国、龟兹国等，这些西域古国的遗址上琳琅满目的寺院、塑像、壁画、塔林、洞窟，尽染佛教文化。劫国与车师前国应属于同一文化圈，乃至天山南北西域诸国也同属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大文化圈。从交河故城浓重的佛教文化遗存推知，与车师前国同时代的劫国，换句话说从历史上的车师国分裂出来的劫国也一定布满香音佛韵，因此，被神化或者说是被佛化的妙善传说有其文化根基或称文化源头。 劫国之后的古昌吉曾隶属高昌王国及其后的高昌回鹘王国，国都是今天吐鲁番市的高昌故城遗址，城内有多处佛教建筑遗存，西南角有一座全城最大的佛寺遗址，占地1万平方米，院内正中有残存的菩萨像和壁画，佛寺附近高耸的讲经塔上似乎还飘荡着当年吟经诵法的历史回声。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与中亚、与欧洲的枢纽，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文化荟萃的遗址之一。考古专家认为，离高昌故城不远的吐峪沟千佛洞是高昌王国王家寺院。敦煌莫高窟文献《西州图经》描述，在吐峪沟中有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香烟飘飘，佛乐融融，游僧云集，人行谷中，不见天日。可惜这里的洞窟先后经历人为破坏和自然塌损，残存壁画展示着随岁月飘逝的辉煌。在吐峪沟以西，吐鲁番市木头沟西岸悬崖上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它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也遭破坏，残余的佛座和壁画仍不失为当年佛教兴盛的历史见证。在这不远还有吐鲁番火焰山胜金口峡谷千佛洞，与高昌时期的佛教文化一脉相承。唐平高昌后，设置庭州，后改置北庭都护府，辖古昌吉地域。北庭都护府附近的北庭西大寺，又名高昌回鹘佛寺，为高昌回鹘王国王家寺院遗址。这足以证明古代昌吉乃至整个西域诸国凸显尊佛拜佛的文化特征，推而论之，作为佛教文化表现形态之一的观音文化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古代昌吉也不例外。 （二）西域典籍的多元互证 从西域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看，在佉卢字、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献中存在大量的佛经或佛教文学作品，内容丰富。目前史学界掌握的资料证实，中国最早的西域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佉卢字《法句经》，《法句经》是佛教典籍。［7］因为没有相应的佉卢语 存在，所以不用“佉卢文”来称谓。佉卢字是一种有趣的西域古文字，因其字母形状像驴唇，又被称为“驴唇书”。从梵语的汉语音译看，“佉卢”原义是毛驴和嘴唇两字构成的复合词，所以称“驴唇字”。在汉文化里，“驴唇不对马嘴”往往表示批评的意思，而在古代印度，“驴唇”是表示吉祥的意思，它是佛经中记载的一位名叫“驴唇仙人”的名字。这反映了中印文化的差异。还有学者认为，波斯帝国阿赫美尼德王朝国王的名字叫“驴唇”，也与佉卢字来源有关。佉卢字属于古代西亚阿拉美文字系统，词源来自梵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公元2世纪传入于阗国，3世纪传入鄯善国。近现代出土的于阗国、鄯善国佉卢字佛典，可以从历史文献角度证实佛教东渐的观点。公元3至9世纪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一种用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作字母的文字，后被称为焉耆—龟兹文，西方将这种文字叫做吐火罗文，著名的吐火罗文剧本《弥勒会见记》成书约在公元5世纪，该剧长达27幕，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8］于阗文使用年代约在公元5至10世纪，这种文字以印度婆罗米字母变体为字母，著名的佛经图书有《妙法莲花经》。［9］粟特人是古代西域的一个民族，擅长经商，粟特字母起源于阿拉美字母，粟特文文献中佛教经典的年代为公元8至9世纪。公元9世纪，漠北回鹘王国王室的嫡传，以高昌为中心，统一了天山南北，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使用回鹘文，回鹘文文献分类中数量最多的为佛教典籍。［10］古昌吉人曾先后使用吐火罗文、回鹘文。这些反映佛典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那些西域古国遗址上的佛寺、佛塔、佛洞呼应互证，说明西域诸国接纳佛教文化历史久远，并成为中国中东部地区接受佛教文化的源头。 （三）取经故事的传播认同 今天懂西域少数民族古文字的人很少，但在唐代有位高僧精通多种西域少数民族古文字，尤其擅长古印度梵语，他就是著名的唐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从长安西行，历尽艰难，最终到达印度求取佛法。［11］玄奘不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高僧，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翻译大师，他的《大唐西域记》虽难以超脱所处时代的世界观的局限，但除去佛教层面，留下的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对研究古代西域和古代印度的历史极为重要，玄奘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之外。公元16世纪明朝人吴承恩受玄奘西行启发，创作了神话小说《西游记》，西天取经的故事从此在中国家喻户晓。《西游记》被改编成多部影视剧，1986年央视经典版《西游记》第十集《三打白骨精》里有一个细节，白骨精借如来佛名义伪造一页天书，以欺骗唐僧赶走孙悟空，写在黄绢上的表示佛祖法旨的天书内容是：“恶徒不除，难取真经”，电视剧里是用汉文写的，这与佛教起源地古印度普遍使用梵文的文化背景不符，哪怕用玄奘西行时佛教盛行的西域多国使用的吐火罗文写也成，究其原因，主要是导演可能缺乏西域少数民族古文字知识，或是导演故意适应万千观众熟悉汉语的阅读习惯。 《西游记》也是把观音菩萨塑造成文学形象并被广大中国读者熟知而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在《西游记》里观音菩萨保佑唐僧一路向西，遇难呈祥。《三藏法师传》记载历史真实中的玄奘西行取经，渡关卡、穿沙漠、遇强盗、翻雪山、主辩经，重重劫难，九死一生，愈挫弥坚，终于实现圆满。在真实的历史中，是玄奘从印度带来规模庞大的佛教典籍，促进了观音文化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个传播的初始途径必然经过西域，唐朝时高昌、龟兹、于阗都曾记下玄奘探求佛法的足音。在高昌，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千古佳话。在龟兹，玄奘辩经激烈，舌战群僧，一时轰动西域。在于阗，玄奘取经归来，驻足徘徊，同时又翘首期盼长安的佳音。正因为有在于阗停留的经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龙女索夫》的神话故事。古代于阗城东南有一条大河，用以灌溉农田，后来河水断流，据说是龙的缘故。国王在河边建祠祭龙，龙女便凌波而至，说她丈夫亡故，使她无所依从，如果国王为她选配一夫，水流即可恢复。后来国王选中一大臣，穿白衣骑白马进入河中龙宫，从此河水常流，造福百姓。这个故事反映了佛教文化也追求趣味性、生动性，它还反映在和田地区策勒县丹丹乌里克遗址的佛教绘画上，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在20世纪初发现的，在这里他还发现寺庙多座以及木板画“彩绘观音菩萨像”。斯坦因正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追寻玄奘的足迹，发现了多处佛教文化遗址。20世纪末，新疆考古工作者与斯坦因几乎相隔100年后再次发现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文书涉及汉、梵、婆逻米等不同语种，证实佛教传入数世纪以来，持续到公元8世纪时于阗地域佛教仍很繁盛。斯坦因在1900年写道：“众所周知，现今和田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发源于印度，并且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依据佛教东渐的观点，以上史料足以证明文化层面上的“观音故里”应当在西域。 三、创作成型：生命视角的宜居昌吉 为什么传说中的“观音故里”不在吐鲁番的高昌、库车的龟兹或和田的于阗，而偏偏在昌吉的劫国？这就涉及到宗教神话创作的一个美学概念，就是“真幻之美”。 以上除去《西游记》和《龙女索夫》的神话故事，讲的都是历史真实，这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源头，没有一定的历史真实就不会为受众所接纳，当然神话创作所依赖的历史真实只是一个基本雏形，在雏形的基础上再根据人们的审美期待和认知需求，添加大量的艺术想象，进而超越历史真实上升为真幻同体的艺术形象。央视春晚有一首歌，是萨顶顶唱的《万物生》：“从前冬天冷夏天雨呀水呀，秋天远处传来你声音暖呀暖呀，你说那时屋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这首歌的作曲反映了佛教音乐的美学特征，歌里唱的冬雪夏雨是适宜万物生长的气候条件，万物精灵的人自然要选择雨水条件较好的地方生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宜居之地”。神话的本质是神人同形同性，观音菩萨出生的地方理应是宜居条件较好的地方，总不能是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或干旱缺雨地带，而冬雪夏雨的昌吉正是人乃至神的“宜居之地”，所以宗教神话的创作者把观音故里安排在古代西域的劫国，符合生命美学视角下的生存逻辑。对照学者郑筱筠的《试论观音净瓶、杨枝与中印拜水习俗》一文，观音是离不开水的，像水月观音、南海观音都是“杨枝水、洒凡尘”的形象。“至于佛教系统中观音与净瓶，与水之关系能为中国民众接受，是因为其恰巧与中国民间拜水习俗的某些仪式，与中国的水崇拜宗教理念有相通之处。”［12］从历史地理来看，今天五家渠水库在汉代是隶属劫国的，那时候是不是水库不重要，但依据水文学原理，汉代的劫国一定是天空风调雨顺、地表水草丰美、适宜万物生长的好地方。也许那时的莲花在荷塘月色里盛开，一直开在今天的五家渠和昌吉。这些也为“观音故里”传说的作者进一步提供了创作依据和想象空间。 生活在罗马时代的希腊籍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神就是美的源”、“美就是善”。［13］“观音故里”也真也幻，像雾像雨，仿佛梦里看花，水中看月。无论借佛扬名发展经济，还是借假修真繁荣文化，或是坚持主旋律以美育代宗教，“观音故里”昌吉说这一文化现象，体现了昌吉人求真、向善、爱美、自觉建设理想家园的美好追求。